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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夫妇俩都是1957年生人。我在2005年元月被上海金融学院从苏州调入。我是副教授，但我妻子仅有大专学历，护师（上海很缺护士，但要本地户口，年轻的）。按上海市的规定，我的户口当时还可以进来，但我妻子不能。这样，我们就只能办理居住证，人事局还让我写清楚放弃我妻子享受三金的待遇，否则不给她办居住证。来上海后，我妻子就失业。我系还有一位青年教师，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上海。但他妻子也因学历低而户口不能进上海。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过几年上学也是问题。但我们这样的家庭，显然不能夫妻两地分居，于是只能“让”妻子失业。上海市所有的职介所都要求有上海市户口才给介绍工作。

　　另外，国家对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也有漏洞。我女儿于2005年6月从英国ULSTER大学金融专业毕业，获头等理学学士学位，学习非常优秀。回来后，孩子坚决不愿意在国外工作，当时她才不满20周岁。花了900多元在教育部办好学历认证后就和她妈一块失业在家。后来于2006年4月去美国的一家北美顶级的基金评级公司工作，今年2月，经过激烈竞争（英语、论文、面试），被派往欧洲做一个部门经理。她的毕业论文当时被英国的教授说成是“与牛津、剑桥一等学生的论文不相上下”。可是我们国内只认高学历，研究生、博士生遍地都是，一个小小的本科算得了什么？没人瞧得起！于是，被美国人挖走了。我们为国家感到可惜。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8月28日批准中国加入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反对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有相应的劳动法律保障就业领域的公平，反对就业领域的歧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歧视，不仅存在对女性、农民工和残疾人的歧视，还存在对年龄、民族、外貌等歧视，影响了公民基本就业权利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尽管在目前的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要求保障妇女、残疾人等的平等就业权利，但由于缺乏对“就业歧视”的明确界定，容易造成很多误解，执行过程也难以操作。因此建议在就业促进法第一章总则中，对第5条“就业歧视”作出明确界定。具体建议：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社会身份、地域、身体残疾、婚育状况、乙肝病原携带等因素，对劳动者采取的具有消除或者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因工种或工作岗位特点需要、依法进行特殊保护需要以及为消除现存不平等、推进社会公正的需要而采取的差别对待、限制或积极措施，不属于就业歧视。2、如总则不能明确界定歧视定义，建议就公平就业设立专章，具体建议如下：第某章“公平就业”。第一条界定就业歧视，法条如上文。第二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除法律规定外，不得以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社会身份、地域、年龄、身体残疾、婚育状况、乙肝病原携带等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第三条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完善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就业服务、职业安全与卫生、消除歧视，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第四条用人单位、职业中介机构、传媒发布招聘信息，不得违反第一、二条规定，应创造机会均等、待遇平等的就业环境。第五条有关部门成立相应机构，解决、受理就业中的歧视问题。3、国务院法制局积极推进“平等机会法”或“反就业歧视法”的立法，并建立相应机构，推动就业公平。

　　由于体制的原因，原区别于求职者学历和身份的人才市场（人事部门主办）、劳动力市场（劳动保障部门主办）的分体运作，已严重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人为造成就业市场的分隔，阻碍人力资源的交流和配置。实际上这种以学历和身份划定进场条件的做法，是明显的就业歧视，也给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招聘求职设置了障碍，增添了麻烦，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所以，许多城市已对两个市场进行了有效贯通，有的城市在考虑新建人力资源市场时进行合并整合。而草案的表述，固化了两个市场的分据，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另外，同时由两个部门对职业中介机构进行管理，对同一事项进行行政审批（发放职业介绍许可证）或违规处罚，也不是通行的做法。因此，建议立法机构顺应形势，随从民意，将两个市场合并，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